弘一大師之娑婆因緣

 

菩提法師著

 

一、大師的天津緣

二、大師的上海因緣

三、大師的日本因緣

四、大師的杭州緣

五、大師的閩南緣

 

中國近代史上,一個永久值得人們懷念的人物弘一大師,他那離奇的身世,跌宕起伏的人生,給世人留下一串深思與驚歎!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緣,使這位才華橫溢,光彩照人的藝術大師,從那輝煌閃耀的藝術宮殿中,步入清冷孤寂的空門落發為僧呢?本文就大師之娑婆因緣,略而論之。

 

一、大師的天津緣

 

弘一大師(一八八0年一九四二),俗名文濤,字叔同。光緒六年九月初四日,生於天津,父李筱樓(小樓)為道光甲辰(一八四四年)進士,官吏部尚書,早期業鹽商,後從事銀行業。母王太夫人,有較高的文化修養,能做詩文。五歲父喪,從兄長受啟蒙教育。在生母王太夫人的撫育下長大。少年即聰慧好學,六七歲時,於《百孝圖》《返性篇》《格言聯譬》,即可琅琅成誦。十七歲時,從天津名士趙幻梅學習詩文駢文,又隨唐敬之學習書法及篆刻。十九時,康有為、梁啟超掀起維新變法,大師認為「非變法無以圖存」。於是自刻一印云:「南海康君是吾師」,然而,變法維新運動失敗了,京津當局懷疑他與康、梁有關。為免災避禍便奉母偕妻全家移居上海。一九0五年四月大師之母王太夫人逝世,大師悲痛欲絕,親撫靈柩從上海回到天津經過與兄長「鬧了一仗」之後,才爭取把亡母靈柩安放在李家大院接官廳正中央,此時,大師痛苦、絕望、悽楚、悲哀。他埋掉了「李文濤」刷去了「李成蹊」的別號,更名李哀,字哀公。大悲痛中親自為亡母王太夫人天人撰寫挽聯歌云:

 

汨半生哀東之長逝兮,感親思之永垂!

 

同年七月份,二十六歲的「李哀」,帶著對母親的無限哀思,東渡日本留學。

 

一九一一年,大師從日本留學回國,在「天津工業專門學校」任教,這是大師第一次為人師表。然而平靜的生活中,突然掀起了一陣巨浪,淹沒了祖輩留下的「義善源錢莊」。李家的百萬財富,除了在河東的一座住宅外,蕩然無存了。這突如其來的打擊,使大師深刻地感受到財富的無常。從此大師的表情更加嚴肅,衣著也更加樸素了。一九一二年,大師再一次離開了天津,到上海任城東女學音樂教員,並受聘為《太平洋報》的文藝編輯。自此,大師在天津的因緣,就永遠地告一段落。

 

二、大師的上海因緣

 

一八九八年,大師為避免災禍,而遷居上海的「城南草堂」,與義兄弟許幻圓同居。時大師,「文采斐然,於詩文詞賦外,尤好畫畫」。許幻圓是當時上海新學界的著名人物,由他的推薦,大師參加了由許幻圓、張小樓、蔡小香、袁希廉等組成的城南文化社,並與他們結成金蘭摯友。從此,大師在學術界的成就,一發不可收拾。一九0一年他考入了南洋公學,從當時文壇巨擘蔡元培先生受業,與邵力子、謝無量、黃炎碚等同學,並參加了滬學會。正當大師春風得意之時,孰料他的母親王太夫人突然病逝,他悲傷至極。第一次離開上海,踏上了留學日本的旅程。一九一二年,留學回國的弘一大師,在天津遭遇了破產之厄後,再一次告別了七年之久的上海。負責《太平洋報》副刊及廣告事宜。此間刊出了蘇曼殊的《斷鴻零雁記》,有陳思曾作插圖。因大師曾號朽道人,所以當時有人請他們兩人「僧道合作」。有了此次的合作,大師又與柳子,蘇曼殊,叫楚倫聚會一堂,以《太平洋報》為中心,而發起組織「文美會」,編輯名家書畫比較而成《文美雜誌》。後因《太平洋報》場面大而收益少,且被警察查封。大師終於再度離開上海,進入杭州的「浙江兩級師範」,主持音樂與圖畫兩科。《太平洋報》在上海夭折了,但是,大師在《太平洋報》的廣告設計,卻成為我國近代廣告畫的先驅之一。

 

三、大師的日本因緣

 

大師的日本緣,始於一九0五年秋,東渡日本留學,大師到日本後,根據自己所長和興趣,從事藝術方面的研究,撰寫《圖畫修得法》、《水彩畫法說略》,刊載於留學生所編的《醒獅》月刊。一九0六年九月,大師考入日本美術教育學府上野美術專門學校。大師是中國留學生進入日本美術學校的第一人。他從日本著名的畫家黑田清輝學習西洋畫,開始了藝術的登攀,進入後,大師學習非常認真刻苦,日本國民新聞社記者特地採訪了大師,並發表了題為《清國人志於西洋畫》的訪問記,對大師的學習行為大中讚賞。留日期間,大師在東京除了學習繪畫外,同時還學習鋼琴、音樂、外語等。尤其對戲劇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,於是引發了演話劇的強烈欲望。一九0六年,大師與曾孝會、歐陽予倩、謝抗白等創辦了「春柳劇社」演出話劇《茶花女》、《黑奴天錄》、《新蝶夢》、《雪蓑衣》等劇目。大師在《茶花女》中扮演的茶花女,得到了日本戲劇評論家松翁很高的評價。他在《對於中國劇的懷疑》一文中說:「中國的徘優(演員),使我最佩服的李叔同君!」「尤其李君的優美婉麗,決非本國的徘優所能比擬」。「倘使自『椿姬』(即茶花女)以來李君仍在努力這種藝術,那末,豈容梅蘭芳、尚小雲輩馳名於中國的戲劇界……」。《茶花女》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,使日本人在讚揚之餘,驚為創舉,有好幾個日本學生也加入了「春柳社」。「可知李叔同君,確是放了新劇最初的烽火。」由此亦可見,大師是中國話劇運動的最早創始人。他對話劇運動的貢獻,是應該永遠彪炳於新劇運動史冊。大師的日本因緣,一直延續到一九一八年出家後,為了佛學研究,經常通過朋友以及在上海的日本書商內山完造與日本書聯繫,購求留傳在日本的中國佛教典籍和日本佛學著作。一九三六年,經大師親自整理的日本大、小乘經律有萬餘卷,編成《佛學叢書》四冊,交上海世界書局出版。大師手編《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扶桑集釋》一書,多達五十餘萬言,均採揖自日本古本,校勘註釋、直到圓寂前仍然筆耕不輟。

 

大師根據從日本請的古版律學,用了七年時間,圈點南山三大部並講律修持,精心地撰寫了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》一書,使淹沒了七百餘年的絕學南山律宗,得以重興。該書也被稱為宋靈芝律師之後第一巨著。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》出版之後,由夏丐尊居士將三十五部交給日本書商內山完造,由內山先生將此分寄贈到日本的東京、京都等大學的圖書館去。

 

一九二九年,大師在福州鼓山湧泉寺的藏經樓堙A發現了清初為霖禪師所著的《華嚴經疏論纂要》。此書在日本新修的《大正藏》中,也沒有收入。大師慧眼識珍,於是倡印數百部,並以十多部贈與日本各大學和寺院,由此可見,大師與日本因緣之深遠。

 

四、大師的杭州緣

 

一九一二年十月《太平洋報》停刊,大師應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之聘,任圖畫音樂教師。校長經子淵早就對這位藝術全能的上野才子欽慕不已,更兼該校教員:夏丐尊、薑丹書、錢均夫、馬敘論、朱光潛等都是文壇名匠,所以學校的藝術氣氛十分濃厚。大師的教育方法既嚴肅又熱情,使「莘莘弟子如坐春風」。

 

一九一四年,大師開始用人體模特作畫,這種新的教學方法,一掃過去臨摹的舊習,使西洋畫、素描等西洋畫方法,步入傳統的中國畫壇,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偉大的創舉,大師還在學生中組織「桐陰畫會」,後改為「洋畫研究會」和「樂石社」(金石篆刻組織)後改為「寄社」。這些課外的藝術活動,大師都曾付出過不少精力。他為學生介紹外國「人體畫」和「日本正則洋畫講義」,編寫《西洋美術史講義》。他熱情負責的教學精神,使許多頑皮的學生為之一變,開始愛好藝術了。

 

一九一五年,大師應南京高等師範之聘,任該校美術主任教席,他身兼兩職,往來於甯杭之間,在大師從事藝術教育的七年間(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八年),為我國早期藝術教育培養了不少人才。如音樂家劉質平、李鴻梁;古文學家黃寄慈、蔡丐因;漫畫家豐子愷;國畫家潘天壽、沈本千等等。此七年間,是大師投身於藝術教育成果最為豐碩、輝煌的時期,他創作的《春遊》、《送別》、《悲秋》、《傷春》、《晚鐘》、《西湖》、《落花》等數十首樂歌,在大江南北流行,數十年久唱不衰。

 

然而,在藝術成果輝煌、如日中天之時,大師卻毅然摒棄了世俗,懷著「肩荷南山(律宗)家業,作將盡綿力,誓捨此身而啟道之」的宏願。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為僧。這一舉動,在俗人眼光中,怎能不感到震驚、歎惜呢?但是,「出家乃大丈夫之道,豈世人可知」?在大師醇厚、博雅的藝術胸懷中,早已覺悟了人生的悲憫,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懷,他的出家是與生俱來的「善根」發展的必然趨勢。如在黑暗中探見一盞明燈,向著佛陀光明啟開了人生新的航程!

 

大師出家後,法名「演音」,號「弘一」。同年九月,在杭州西湖靈隱寺受具足戒,自此,大師以振興佛教,弘揚南山律宗為己任。視名利如草芥,置個人利害於度外。雲水飄泊,萍蹤無定。掛單、弘法的寺院多達幾十上百處,而從不把那個寺院看作個人私產,一旦離去了此緣便了,並聲明終身不作住持、方丈。

 

五、大師的閩南緣

 

大師出家二十四年,在福建閩南弘法先後達十四年之久,最後圓寂於泉州溫陵養老院的晚晴室。這段時間,無疑的是大師弘法利生重要時期。

 

一九二八年十月,大師首次到達閩南的廈門。在南安小雪峰度歲後,返回廈門南普陀寺,寓居閩南佛學院共三個月。大師在此結識了性願、芝峰、大醒、寄生諸法師。並坦然地建議佛陀學院「把英文和算術刪掉,佛教卻不可減少,而且還得增加。就把騰出來的時間教佛學」。院方接此建設調整課程,學僧成績果然明顯提高。

 

一九三0年大師應性願、廣洽法師的熱情相邀,二下閩南,於南普陀寺水陸圓滿後,暫居南普陀寺功德樓。以一紙《悲智訓》的墨寶,使閩南學生相習成誦,教學秩序亦逐漸恢復正常。

 

一九三二年十月大師三下閩南抵達廈門,最終定居閩南。這在給本妙法師作的《般若經論解序》中說:「餘以宿緣,三遊閩南,始於戊辰,次己巳,逮及壬申十月,是為最後。」

 

閩南氣候宜人,生活安定,為大師弘法和著述提供了較為安定的外部環境,且閩南的民風古樸,深為大師所讚歎。大師在閩南的法緣非常殊勝,在大師於一九三八年給圓淨居士的信中說:「今年在各地(泉、漳、廈、惠)講經,法緣殊勝,昔所未有。」大師在閩南弘法不拘場所,隨緣而定。內容巨集擴,日期緊湊,效果極佳而富於特色。所講之處,聞著無不歡欣鼓舞。如一九三八年在泉州講《行願品》時,「聽眾甚多,党部青年乃至基督教皆甚讚歎。同年四月,在寫信給豐子愷居士的信上說:「乃今歲正月至泉州後,法緣殊勝,昔所未有,幾如江流奔騰,不可歇止。」

 

大師的佛學著述大多在閩南完成。一九三三年八月於泉州點校《南山鈔記》完稿,此項工作,「詳閱圈點,並抄寫科文,改正之訛誤,迄今三年,始獲首尾完竣。」

 

同年十一月於泉州開元寺作《南山道宣律祖弘傳佛教年譜》。一九三五年春,於泉州承天寺完成了《蕅益大師年譜》,一九三六年八月,閉關廈門鼓浪嶼日光岩別院,校錄《東瀛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通釋》完稿。一九三九年四月一九四0年十月,大師於永春普濟寺校錄《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》上、中、下三卷。大師的校閱工作極為辛苦,有時傾數月至數年之力。在他於惠安淨峰寺寫給廣洽法師的信中說:「每日標點研習《南山律》約六七個小時」。可見大師論述工作的緊張。大師編撰校註的大批律學著作中,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》和《南山律在家備覽備略》最為重要。此外大師尚有序、跋、題記、法事行述等累累著述。

 

大師在閩南十四年中,極力推動促進閩南的僧教育,培養了大批的佛教人才。一九三二年、一九三四年,大師兩次受常惺院長之請,幫助整頓閩南佛學院學風,並現身說法,教導青年學僧要「習勞、惜福、持戒、自尊」。後終因學僧紀律鬆弛,不受約束,而無從入手。因此,大師取《易經》「蒙以養正」之義,創造佛教養正院於南普陀寺。

 

大師曾於一九三一年發願以弘律為己任,故十分地重視並樂於啟導僧人自發組成學律組織。一九三三年大師應泉州開元寺住持轉物和尚之請,由廈到泉,集合學僧十餘人,於開元寺創建南山律學苑。「學員除了聽律以外,並各自閱讀圈點南山三大部,以作深入之研究」。

 

在閩南,大師之書法亦隨時日而精進,一改早年形較方扁,稍後略變修長的作風。形成了一種淡無煙火氣的獨特風格。大師出家後,唯獨沒有放棄的是書法,他是把書法用來作為紹隆佛法與眾生廣結法緣媒介。並且把以字結緣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,演講再忙,也要抽空寫字以廣結法緣。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,大師在泉州承天寺致豐子愷居士的信中說:「於泉州各地及惠安,演講甚忙,寫字極多,居泉不滿兩月,已逾千件」。同年十二月十五日,大師在承天寺致慈航居士的信中說:「本擬掩關習靜數月,乃人事紛忙,意未如願,到泉州後,已寫字五百件左右」。

 

大師漳州、晉江等地弘法時,大師也常以字廣結法緣。

 

大師在閩南弘法成功,為眾人所欽慕。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是他的道德品行,嚴於律己,寬以待人的精神。他持戒謹嚴,淡泊無求,一雙破布鞋,一條舊毛巾,一領衲衣,補釘二百多處,青白相間,襤褸不堪,還視為珍物。素食唯清水煮白菜,用鹽不用油。信徒供養香菇、豆腐之類,皆被謝絕,真正做到一物不遺,一絲不棄。他手書門聯曰:「草藉不除,時覺眼前生意滿;庵門常掩,勿忘世上苦人多。」

 

「念佛不忘救國,救國必須念佛」。是大師在一九三七年倡導的。當時日本侵華的氣焰囂張,大師居廈門萬石岩,自題居室為「殉教」室。並說:「為護法故,不怕炮彈」。大師以為:「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,所飲是溫陵之水。身為佛子,於此時不能共行國難於萬一,自揣不如一隻狗子」。後廈門遭日機轟炸,彈片入室,大師泰然無懼,誠如他的一首詩云:「亭亭一枝菊,高標矗晚節。云何色殷紅,殉教應流血」。大師的這種愛國愛教的精神,將永遠地值得人們學習與歌頌。

 

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,大師習書最後墨跡「悲欣交集」四字,在徹悟止境中圓寂於泉州溫陵養老院。享年六十三歲,法臘二十四。縱觀大師一生跌宕起伏,但大師始終以藝術家敏銳的感受力與深邃的洞察力,矢志不移,最後,讓我們牢牢地記住大師的諄諄教誨:「要發菩提心,即要發成佛之心,廣修一切善行,利益一切眾生,具慈悲之心,植成佛之因,以後才能成佛。」

 

本文刊載於《菩提樹》1996年第三期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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