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畏可愛的業力

 

方倫居士著

選自菩提樹月刊第十卷第九期

 

宇宙萬有的緣起,或六道輪迴的緣起,在佛門中,各宗的看法不同。小乘教,認為是業感緣起。言萬法皆由業感所生,有情若不起惑造業,則一切皆無。以有業故,乃有身心世界,所以說為業感緣起。大乘始教,則認為是賴耶緣起。阿賴耶識,亦名含藏識,或第八識,內中含藏無量無數種子,善惡俱備,每一種子成熟受報時,能變現身心及世界,以領納樂受或苦受。因種子是一切法之源,而賴耶實為種子的含藏處,所以說為賴耶緣起。大乘終教,則認為是如來藏緣起,亦名真如緣起。真如實體,雖一味平等,無法可得,然為染淨緣所熏習,能生種種法,染熏則成六凡,淨熏則現四聖。一切眾生,不出此十法界,而此十法界,皆不離於真如,所以說為如來藏緣起。圓教則認為是法界緣起。謂一法之生,其因緣勢力所流布,有如瓜蔓,無遠弗屆,以一法起一切法,以一切法起一法,陳陳相因,混合成一大緣起。此有故彼有,此無故彼無,此生故彼生,此滅故彼滅,任拈一塵,皆牽動全法界,一塵雖微,亦含有全法界的因勢在內,所以說為法界緣起。

 

小乘所主張的業感緣起,雖然沒有追本窮源,然其意義,實為眾生真相。大乘始教,是觀察種現相熏實,因而緣起諸法,然若追問最初種子,從何而來?豈不是由業的習氣,所熏習而有。縱使有本有之說,然而若無外緣引發,亦終不能成為現行。根據這一種學理,那麼,說賴耶緣起,就是業感緣起,有何不可?大乘終教,是主張真如緣起,然而,真如若無無明熏習,萬法亦何從緣起,這無明緣起的諦理,就是三細最初的無明業相,既稱為業相,此相當然為業所感召,那麼,說真如緣起,就是業感緣起,有何不可?圓教的法界緣起,固然指出:法法的勢分,互相涉入,成一大緣起,然若追問:這一個大緣起的幻網,是什麼東西,作為它們的開端?事實上,豈不也是萌於心動,心動就是業了,就是業感了,那麼,說法界緣起,就是業感緣起,有何不可?綜上可知:不論小乘教也好,大乘始教也好,大乘終教也好,圓教也好,其緣起的概念,總不離業感,就是台宗的一念三千,密宗的六大所造,也脫不了業感的窠臼。所以古人才概括地說一句:「宇宙者,業力之網」。這確是洞見癥結的卓論。

 

起信論,對於根本無明的行相,說是三細,即無明業相、能見相、境界相。對於枝末無明的行相,說為六麤,即智相、相續相、執取相、計名字相、起業相、業繫苦相。自無始至於今日,萬法的緣起,盡於此九相,而此九相,實肇啟於無明業相,而終結於起業,及業繫苦相。此中明明指出:自有心有境以來,徹頭徹尾,皆是業力在操縱一切,業之重要,亦可見矣。起信論原屬大乘終教,雖強調真如緣起,然若研討三細之始,及六麤之終,則皆以業為主。可知所謂真如緣起者,真如空寂,並不能緣起,萬法所以終於緣起者,實是心性無明之業,攪此精明本體,變如來藏,成為識藏,而後依正繁興,遂充塞了十方三世,無有了期。所以學者做工夫,必須在五根對五塵時,觀平等真空,參究能所根源,報見八識本體,了悟真如,回到無生無滅的本來際地,這樣纔能從業繫中,解脫出來。

 

梵語羯磨 karma,別譯為業,俱舍光記十三曰:「造作名業」。若論業的性質,有善、惡、無記之分,若論造業的器官,有身、口、意之別。雖然身口意皆能造業,但是,身口二根,所作或善或惡的業,是受著意根善念或惡念之所指揮支配。因此,學者貴能調柔意根,使之不起惡念,意根既已調伏,身口二根,自然也會循規蹈矩,不至為惡了。這樣看起來,三業就是一業,學者但把得住意根,則其餘五根,是不成問題的,所以纔說:自淨其意,是諸佛教。

 

造作善惡業,所產生的果報,世人往往稱之為「天命」。如論語說:「君子有三畏,畏天命,畏大人,畏聖人之言。」所謂之畏天命,實在是畏宿業,因為他們找不到,苦樂遭遇的由來,所以就認為:這是天之所命了。亦如外教所謂「上帝的意旨」一樣。其實,若說富貴康樂,是上帝的意旨,還有點理由,若說貧窮病苦,也是上帝的意旨,上帝又何厚於此,而薄於彼,偏偏給貧苦人開玩笑?儒家所說:「死生有命,富貴在天。」也是不合現實,同是極其不通的見解和論斷。世人往往稱一切苦樂得失為運氣,這也不明業力相類似的論調。不過,說天命者,還認為有天在主宰,而說運氣者,那簡直是沒有絲毫的來源,而但認為是瞎碰瞎撞的結果罷了。說世間一切的遭際,皆由瞎碰瞎撞而成,抑何滑稽可笑,惜乎眾生就是這樣的可笑。

 

儒家說天命,所以對於歷史上,一切窮通得失,皆一委於命。今舉出四個掌故,依儒家說命口吻,陳述於下,以明其梗概:

 

(一)命之所有,商巖霖雨,乘一宵之幻夢而來。

 

這是舉出一位,命運好者的故事:言殷高宗時,有傅說者,隱居於傅巖,靠版築維持生活,高宗夢與之談話,醒時把他的形貌,告訴百官,使他們到傅氏之巖求之,果有此人,乃舉以為相,國中大治。史官為作「說命」三篇,其中有「若歲大桿,用汝作霖雨,」之句,以諭其濟世澤民之意。這是說明:傅說得天命,故能乘一夜的幻夢而來。

 

(二)命之所無,魯國鳳麟,因三日之清歌而去。

 

這是舉出一位,命運壞者的故事:言孔子仕魯為司空,又為大司寇,攝行相事,魯國大治。齊人恐懼,送一批女樂隊至魯,季桓子受之,三日聽歌觀舞不視事,孔子認為國事已無可為,遂辭官他去。因孔子嘗以鳳麟自比,唐詩詠孔子,亦有「歎鳳嗟身鄙,傷麟怨道窮,」之句,故以鳳麟喻孔子。這是說明:孔子失天命,故竟因三日的清歌而去。

 

(三)命與之合,渭演漁父,一朝邂逅,應熊虎而登朝。

 

這是舉出一位,天命與之相配合者的故事:言呂尚即姜太公,年八十,約魚於渭水之濱,有一次,周文王將出獵,卜了一掛,卦詞中有「非龍非螭,非熊非羆,所獲霸王之輔。」等語,是日果遇到了呂尚,談起來非常欽佩,載與同歸,立為師尊稱師尚父。後來武王滅紂,多出其謀,事成,封之於齊。也有人說:文王夢飛熊,卜之,知有賢人,隱於渭水之濱,乃親自駕訪,而得呂尚。

 

(四)命與之違,縣上故人,廿載艱難,歌龍蛇而去國。

 

這是舉出一位,天命與之相違反者的故事:言晉公子重耳,因驪姬之難,在外遊歷二十載,不敢回國。有一次,窮困至於絕糧,從者介之推,割股肉煮而獻之,後來亂平,重耳歸國即位,即晉文公,大賞從亡諸臣,單獨忘記了介之推,推也絕口不言,與老母隱於綿上。一日文公外出,有人歌龍蛇之歌,大意言:龍窮餓時,蛇割肉以獻,今龍已騰達,而忘了蛇。文公聞之,纔記起介之推,使人搜盡綿山不能得,有人主張放火燒山,之推遂焚死,終不肯出。

 

在上述這四段故事中,有幸有不幸,幸就是世俗所謂之命運好,如傅說、呂尚、以平民忽作卿相,都是屬於這一類。不幸就是世俗所謂之命運不好,如孔子,介之推,以聖賢而遭困厄,都是屬於這一類。其實,這不過算是舉例,在古今茫茫人海中,類似這樣幸或不幸的際遇者,難以舉數。倘若把這些問題提出來,質問任何一人,乃至宗教家,他們也都不能作一個肯定而合理的答覆。惟有佛家三世因果之說,種子生現行之說,據業受報之說,才能予以圓滿的解答。否則以一個版築的賤民,釣魚的老叟,僅憑離奇的夢境,忽然登卿相的尊位,握國家的大權,這是不可能之事。又聖如孔子,無論在道德、學問、才能各方面,都是第一流人物,然而終身不得志。至若介之推從重耳流亡二十年,歷盡艱苦,甚至自己挨了餓,還要割股肉奉獻,照普通的情形說來,一旦重耳登國君之位,論功行賞,當然要以他為第一了。然而事實上,他不但霑不到半點雨露之恩,而且還被火燒死,此事若不依業力來說,若不依三世因果來說,如何會說得通呢!或曰:起先晉文公論功行賞時,忘記了他,當然有錯誤;後來記起來,派人尋訪時,論理就可以出而仕了,他的被焚,誤在不肯出山,何得委之宿業。我說:會使晉文公忘記了他,和後來火燒到家中,會使他生起不肯走的一念,這就可知是宿業所感了。由宿業生思想,由思想生行動報應,所以智者鑑果知因,了知係業力所致,並非出自天命也。

 

世間一切正報依報,千差萬別,一切升沉得失,苦樂夭壽,亦千差萬別,總括說一句:皆是共業及別業之所感召,捨此之外,並無另外一個主宰,能在那堻迣y支配。如果有人在創造支配的話,那麼一切遭際,皆繫於他人掌握,我則無權,我若無權,則善不必修,修之亦不會得善果;惡可以為,為之亦不會得惡果,宇宙真相,人生際遇,又豈是這樣的籠統而糊塗。

 

優婆塞戒經淨三歸品,佛說:「智者應觀外道所說,云一切物,悉是自在天之所作,若是自在天之所作者,我今何故修是善業?」這是說明:萬物非上帝所造,亦非彼所主宰。又世人每推步星辰,計算干支,因而斷定吉凶禍福,祈禳拜祭,橫生其間,不免殺生耗財,造種種業,實皆無益而有害。同經中說:「若以時節,星宿因緣,受苦樂者,天下多有同時同宿,云何復有一人受苦,一人受樂,一人是男,一人是女?」這是說明:命理之不可信,每個人如果真有干支八字,支配一生者,那麼,若是同時出生數十人,或孿生兄弟姊妹,此數十人的一生,或彼孿生二人的一生,一切應皆相同,何以有男女,貧富、貴賤、夭壽等的不同?世人迷信上帝造物之說,迷信命理八字之說,他們又那媥撅o:佛在二千數百年之前,早已大聲疾呼,闢此邪說矣。

 

世人造作善惡業時,其習氣感人第八識中,名為種子。有的種子,其力量甚大,成熟較速,今生便食其報,有的則比較遲緩,或須待至若干世,乃至若干劫,方纔發為現行。在現行期中,若無大善惡行,中途滲入,則其所發展的路線,一依其種子的性質,及其勢力所蔓延,發而為一生的苦樂遭遇,這便是所謂之「天命」,便成天定勝人。在這中間,若介入大善或大惡,則其原來進行的趨勢,便發生了變化,甚至與先前完全相反,這便是所謂之立命」,便成人定勝天。就因為原來的果報,往往被善惡業,中途滲入,逼它改變了趨向,或凶化為吉,或吉成為凶,所以書中纔說:「天難諶,命靡常。」這樣看起來:這個「命」,是可以用人工來培植,來操縱,其性質是活動的,並非固定的。當然大善並非小惡所能移,大惡亦非小善所能掩,這便是世間所謂之定業。其實,倘若後者的力量,若能超越前者,則不管怎樣深厚的業,都是可以移易的,重者變輕,輕者變重,有化為無,無成為有,並無所謂定業。

 

作善業後,需要它變,為什麼要變呢?因為世間善業,皆是有漏的,將來所享的樂果,皆屬於有時間性的,會終盡的,不久長亦不究竟的,所以必須滲入心願,使之變為出世間無漏功果,才沒有後患,才是真正的不朽之業。這便是回向功德,莊嚴淨土,俾報體衰謝之後,生於佛國,永出三界。作惡業時,若作已而覺而悔,則亦需要使它變,大殃變小,小殃變無,不變則三惡道終須經歷。變的方法,不出兩途:一是用自力變;因為業無形相,罪性本空,如來藏中,無善無惡,所以繫念實相,能使宿世業障,一掃而盡。永嘉禪師證道歌堙A就曾說過:「證實相,無人法,剎那滅卻阿鼻業。」又說:「了即業障本來空,未了還須償宿債。」這都是闡明:用自心變,自力變。二是借他力變;行者若不了悟真如,達罪性空,則心力便不能超越業力,如是則當在佛菩薩像前,哀求懺悔,借三寶威神之力,洗刷習氣,使業種子消滅,不生現行,這便是借他力變。作惡之後,若不改不懺,那麼,就要坐而待苦報了。經中說過:「假使千百劫,所作業不亡,因緣會遇時,果報還自受。」可畏哉!

 

業有共業和別業的分別,凡由多數人,共同作善惡業,因而感得共同的樂苦果報者,名為共業,如地獄、天宮、三災、八難、世界大戰等皆是。凡由個人作善惡業,因而感得單獨遭受的樂苦果報者,名為別業,如夭壽、窮通、富貴、刑戮等皆是。欲轉別業,僅需本人,欲轉共業,則非集群力不可。在共業中,若憑一人,或少數人之力,則亦能轉變,但其所轉者,僅自身的阨遇而已,不能轉移大眾的命運也。如堯時天下太平,共業勝妙,而四凶則或殺或殛,或流或放,此是在共善中,造別惡之行的結果,共善則天下太平,別惡則自身受苦。又如五代時,天下紛亂,共業惡劣,而長樂老馮道,則歷事唐晉漢周四朝,官皆將相,享高壽,此是在共惡中,造別善之行的結果,共惡則天下紛亂,別善則自身受樂。可知自身的善惡,雖在共業的大洪流中,亦有影響,至少也能影響了自己,故雖舉世皆惡我獨善,亦當孤行,舉世皆善我獨惡,亦當禁戒也。

 

個人的禍褔,屬於別業所感,社會國家,乃至世界的禍福,則屬於共業所感。共業或苦或樂的成就,其力量較諸別業,更為強大,其範圍較諸別業,更為廣袤,縱使預知其必然,也無法加以挽救。天地鬼神,往往借一事一物之微,暗示世人以朕兆,使知果報之可畏,而不敢為惡。在歷史上,像這樣預示朕兆,而無法挽救的事甚多。例如:漢高祖因鑑於秦以孤立而亡,於是大封子弟為藩籬,當時吳王濞年事尚輕,入辭就國時,高祖告誡他說:「二十年後,東南有事,豈非汝耶!天下一家,慎勿反。」後來七國之變,果是吳王濞倡亂,興兵攻擊朝廷。又三國時,司馬懿之頭,能左右轉動一百八十度,直視後背,而身不動,曹操親令試之果然,乃歎曰:「司馬氏狼顧,非人臣也。」後來果然誅曹爽,奠定司馬炎篡魏之局。又隋煬帝幼時,文帝曾把他抱在懷中,說道:「是兒極貴,雖然,恐破吾家。」後來果然遊幸江都,被宇文化之所弒,隋祚隨之而亡。歷史上類似這樣的掌故頗多,如伍子胥知亡吳必越,欲人懸其首於城門上,看越兵入城。如淖方成知趙飛燕為禍水,必將滅火。如索靖知天下將亂,指洛陽宮門銅駝,歎曰:「會見汝在荊棘中」。如郭汾陽知盧杞必貴,延見時,先遣去婦去,免因笑其容貌,招杞之怒,而嫉害其子孫。像這樣歷史上人物,如吳王濞、司馬懿、隋煬帝、勾踐、趙飛燕、廬杞之類,有人以為:當局者事先既知其後來必會闖禍,當時若把他殺了,天下豈不太平了嗎!殊不知:眾生造惡業,應受禍亂之報,所有這些元兇禍首,必須延其壽命,作創子手。在大眾共業,如他自身的別業,雙重驅策支持之下,事先他是不會死的。就是當局者,已經發覺知道了,但在事勢的牽掣中,也無法奈可他。如漢高祖之於吳王濞,曹操之於司馬懿,隋文帝之於煬帝,都是例子。可知天下將亂,人民將遭大屠殺之報,像黃巢、李自成、張獻忠之類的魔王,他自然身體健康,才有氣力,來算這一筆血賬。即一次二次,乃至無數次,世界大戰中的元惡首魁,其情形也是如此,當眾生血賬算清時,他自己便也跟著完蛋了,惡業之可畏,有如此者。

 

業是有善惡二類,惡業雖然可畏,但是,當善業種子成熟時,卻又十分可愛。根據善業而生的人,雖歷極惡劣的環境,仍然是履險如夷,享盡福樂。在歷史上,為皇帝所不喜的人,大概總是凶多吉少了,但是,倘若自身有福報,卻也會逢凶化吉。如雍齒從漢高祖起兵,叛而復歸,為高祖所不悅,那麼,他當然是要吃大虧了,那知事實上,卻適得其反。有一次,諸將爭功不休,雜有怨對語,高祖恐釀成變亂,問計於張良,良說:你有沒有,平素所不歡喜的人,為眾所共知者?高祖說:雍齒為我所不快,乃眾所共知的事,良說:趕快把他封為什邡侯。當發表時,諸將皆歡喜曰:「雍齒這傢伙都封了侯。我們還怕什麼?」於是爭鬧畫息,就這樣,雍齒卻因得罪皇帝而封侯了。又兩國相爭,兵敗國亡的皇帝,當然是難保首領了,但是,倘若自己有福報,卻也會富貴令終。如三國時,鄧艾攻入成都,蜀後主劉禪降,魏不但不殺他,且喜其老實無能,卻封他作安樂公,終其天年。又平常對皇帝無禮的人,照理是必遭誅戮了,但是,倘若自己有福報,卻也會保其安榮。如隋開國功臣,越國公楊素,貪冒財貨,恃功驕橫,為煬帝所忌,欲殺之而未得其便,及聞素死,帝以足頓地曰:「使素不死,當滅其三族。」然而他竟在皇帝未下手之前病終,使你來不及翻臉,而且還要加以飾終。他如唐太宗之於魏徵,明太祖之於宋濂,屢欲殺之,皆賴有賢后勸止,得保祿壽,終免刑戮,這都是他們有福報,不應遭此禍難,所以因緣殊勝,得以平安無事。上述諸人,不過算是舉例,以證實有福報的人,不但遇險不險,有時且有因禍得福的奇蹟。可見善因不可不種,福業不可不植。種善因,植福業,能使今世後世,得大安樂,一切災殃愁苦,所不能侵,善業之可愛,有如此者。

 

種善因,享受富壽康樂之果,亦如插秧播種,而食稻梁,古人通達因果之理者,皆看得真,信得堅,做得穩,如交手為市,貨稱其值,值稱其貨,不差分毫。此種人所種善因,既重且多,今世來世,自身當然能得無限福樂,即餘蔭所及,欲也能蔭庇子孫,光大門庭。例如漢于公,不過是一個縣中獄吏,善決獄,曾雪東海孝婦之冤,後來家中大門毀壞,鄉里父老們,欲替他建造新的,于公說;我治獄多陰德,子孫必有興者,你們為我造大門,要造得高大些,俾能容駟馬的車,並車上的蓋,出入纔好,省得將來還要拆去重造。後來他的兒子于定國,果然做到丞相的官,封為侯爵,乘駟馬車,出入大門。又宋王祐,為官多作陰德,曾手植三株槐樹在中庭,對人說道:「我為官多作陰德,子孫一定會做到三公,這三株槐樹,可以作箇證明。」後來他的次子王旦,果然官至宰相,世稱三槐王氏。這些于公和三槐的故事,都是載在史冊,可以考證,即「辭源」和「辭海」的辭典堙A也都可以一檢即得,並非無從稽考的傳言,善業之可愛,有如此者。

 

此類或善或惡的果報,都會蔭及子孫,或害及子孫,易經中也說過:「積善之家,必有餘慶,積不善之家,必有餘殃。」有人以為:照理果報都是自作自受的,若祖父作善惡事,能及子孫,那麼,在祖父方面說,變成自作他受,或我作彼受,在子孫方面說,則變成他作己受,或彼作我受,於理恐有不合。關於這一事,可分作兩點來說,第一點:我作彼受,當然於理不合,事實上,是我作我受。因祖宗作善惡,其本人必生人天中受樂,或三途中受苦,及於子孫者,不過是餘慶或餘殃耳,正慶或正殃,還是自受也。第二點:彼作我受,於理亦不合;事實上,也是我作我受。因作善者,門庭必昌,是由他方曾種善因,當受福報的人,死後,其中陰身投入此家作子孫,以享其慶。作惡者,門庭必傾,是由他方曾種惡因,當受苦報的人,死後,其中陰身投入此家作子孫,以應其殃。這樣說起來,還是自作自受,若言餘慶餘殃,能及子孫者,仍是不對。因凡夫無宿命通,對於受慶或受殃人的前生,或前多生的行為,皆無所知,故誤以為無因之果,其實,雖毛髮沙塵之小的禍福,皆自作自受,此中不但因果分明,而且還是毫釐不爽呢!

 

由善業所生的福德,能使身心安樂,無病長命;能使衣食豐足,財寶充滿;能使天上人間,受大富樂;能使眷屬善良,後嗣昌熾;使能一切災難,悉皆遠離,這是就世法而言。就有漏善因而言,行者不管作了任何善事,若將之回向佛法界,回向極樂國,供養阿彌陀佛,莊嚴淨土,則皆成為往生資糧。由這樣清淨善業所生的福德,能使當來生於佛國,見佛聞法;能使永出輪迴,離惡道怖;能使道業增上,轉轉益勝;能使證三乘果,畢竟成佛,這是就出世法而言,就無漏善因而言。可知惡業雖極可畏,而善業則極可愛,因此修橋舖路,矜孤恤寡,乃至孝親敬長,戒殺放生等,一切世間善法,都應當做。念佛參禪,誦經造像,持齋守戒,研教供僧等,一切出世間善法,也都應當做。這就是所謂之福慧雙修,解行並運了,能如是作者,名為智人,大善知識,堪為人天眼目,生時安樂,死後解脫,善業之可愛,有如此者。

 

方今世界人類,善業甚少,淫殺二業最重,盜業次之,將來發而為果報時,必甚慘劇。在全世界人民共業中,既是善少惡多,而殺盜淫三事,又如此之普遍,可知大禍必不遠矣,吾人置身其中,又安可不加緊修行,以謀自救。自救之道,無過於念佛,願佛菩薩加被,早離娑婆,生於淨土。若說這是獨善其身,遺棄人群社會,是又不然,平時有許多佛門大德,或用語言,或用文字,對世人普勸行善,並勸念佛,大聲疾呼,這就是利群,若竟不蒙採納,在此火宅,玉石俱焚,於自於他,兩無所益,故只好求佛力加被,接引往生也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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